丑小鸭”是怎么变成“金凤凰”的
——记河北荣达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清良
甄庆辉
《晋书·祖逖传》：“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故事说的是在公元225年，西晋皇族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各少数民族首领乘机起兵作乱，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古范阳（治所在河北省定兴县）有志青年祖逖和刘琨对此都很为焦虑。为报效祖国，于是两人立志：听到鸡叫就起来读书舞剑，后来成为晋代著名的将领，为晋朝收复北方竭尽全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于是，千百年来，“闻鸡起舞”就成为了激励年轻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1800年后，祖逖故乡有一位年轻人，以“闻鸡起舞”的精神，从毛鸡屠宰起步十几年时间发展成完整的产业链企业，年销售收入达20多亿元，把“落汤鸡”变成“金凤凰”，演绎了一个以产业报国的动人故事,。主人公就是保定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河北省劳模、河北荣达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清良。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绝处逢生
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李昌平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写信反映“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事。然而，李昌平反映的三农问题是在改革开放22年之后的2000年，那么，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呢， 200年前亚当·斯密说的“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凄惨”依然没有改变。普遍贫穷是当时中国农村的时代特征。1982年高考落榜的孙清良背着铺盖卷回到这个“凄惨”的家。不是吗，孙氏家族一双父母靠土里刨食养育5个子女，其艰难之度溢于言表。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人们较普遍认为，高考中榜是人生命运的拐点。孙清良则另有见解。他回到家，没有抱怨，没有沮丧，没有失落感，作为长子，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比谁都重，义无反顾地接替了父亲创办的那个聊补无米之炊的印刷厂，说是印刷厂，其实是个小作坊，用废旧的电影胶片印制食堂用的代金券，利润微乎其微，但毕竟比生产队的那个“分值”高。“什么上大学，将来当这个‘家’哪个‘家’什么的，我不想这么远，先把一大家子人的吃饭解决了。这就是我的理想。”谈到高考落榜时的思想，孙清良如是说。从中我们也窥见到孙清良的务实品格，他的命运就将从此改变。
小作坊挣的是辛苦钱，靠的是勤劳，当然也是玩命钱。孙清良自从接触了印刷机,就像结识了一个恋人一样与她朝夕相处，不离不弃,他经常是没黑连晌地连轴转。“你不干怎么着，全家7口人，父亲母亲，我们哥四个还有一个妹妹，特别是我们弟兄四个正处在‘半壮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纪，生产队又指不上，一家人横竖得活着。”孙清良深刻认识到他在这个家庭的地位和作用，有责无旁贷担当意识。而母亲 “清良耐实，从小干活不盼人”的赞许，只是对其性格特点的揭示和表层的看法。到离村10多里远的固城火车站取原料、发货，孙清良总是骑车戴着二三百斤的重的货行驶在土路上，而一旦跌倒自己就无法把车子扶起来。 “说不清那时候的那股劲从哪儿来的，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这还不算什么”孙清良说，有两件事让他终生难忘：一件事是，印刷机轰轰地转着，一打盹右手被卷进去了，食指和中指被绞去了一节。“还有比这更最危险的，有一回不小心被380伏的电压电了一下，扔出去3米远，差点电死，真是捡回来一条命！”
伤痛和生死考验，并没有使这位百折不挠的年轻人屈服，相反，他像一颗经过雨雪风霜洗礼的苍松，更加坚强挺拔。在事业刚开始时的态度决定了最后有多大的成功，它比任何其它因素都重要。
几年来,“孙氏印刷”在经过创业艰辛，步入坦途到小有收获后，孙清良渐渐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活儿’越来越不好找，利润越来越薄。”他冷静分析后发现，原来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气候，催生出一批设备先进、技术含量高的印刷企业，原有的小作坊已经丧失了市场竞争力。这个分析他倒吸一口凉气，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悄然向他袭来。他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竞争和竞争的残酷性。，经营了几年的 “孙氏印刷”面临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要么加大投资上新设备，要么停产或转产。“上一台胶印设备得几十万，我的妈，上哪弄这么多钱，银行又不贷给你？”如果说82年的高考落榜是孙清良个人前途上的山重水复,那么今天遇到的问题,则是事关全家人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孙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餐厅就是会议室，餐桌就是会议桌，吃饭时就是董事开会时，交流信息，研究工作，边吃边聊，聊不完、定不了的饭后接着来。父母亲是农民，几个弟弟妹妹年龄小，孙清良高中毕业，在一家人中学历最高，又是长子，在这两难选择的艰难时刻，一家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孙清良身上。这目光中充满着信任，充满着期待，似乎这道难题只有他才能破解。让孙清良感到平生未有过的压力！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这个的问题，最先察觉和发现的是总览全局的孙清良，只是今天才摆到桌面上来大家一块商量，其实他早已胸有成竹了。一向务实的孙清良说，“印刷弄不了啦，不行咱们就宰鸡，卖鸡肉，这个投资不大，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也得吃鸡，销路肯定没问题，挣多挣少反正赔不了钱。”孙清良的提议得到父母亲和几个兄弟的认同。“行，咱们就弄鸡”，穷怕了的农民就像他们的性格那样，直来直去，没有顾虑重重的优柔寡断，没有想吃又怕烫的徘徊，说干就干。
话虽这么说，其实转产，是一种艰难和痛苦的选择，把熟悉的放下，把不熟悉、准确地说是根本不懂的做起来，从零起步，究竟会遇到哪些问题和困难，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好在村里有人做过这个行业,于是孙清良联系村里几个较有经验的人合伙办起了肉鸡屠宰场。好景不长，由于管理、市场等多种原因，办厂几年没有利润，其他股东要求撤股。这一次，孙清良别无选择,只能痛下决心 “人家不愿意弄了，怎么办？‘强扭的瓜不甜’，在妥善处理原来股东的债权债务后，只能是我们一家人‘单打独斗’了”，孙清良说，“这个烂摊子，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对我来说挣到了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经验，信息，市场，这几年的‘练兵’对我进入这个产业增添了无比的信心。”经过一段拨乱发正之后，孙氏 “落汤鸡”很快诞生了，并且很快出现在北京的食品市场上。
一桩爱情故事引来的商机
做事先做人。那时候，市场刚开放，从社会层面说,主要的,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需大于供的态势,为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加之政府管理机制的滞后, 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在肉制品市场,典型的和普遍的是“注水肉”，一些不法商人为了盈利，“大古桑”地往肉里注水坑害消费者,广大消费者叫苦不迭,媒体频频曝光,一时间成为一种“社会气候”。
孙清良冷静地审视这一社会现象。“千百年来作企业都把诚信作为经营秘籍生存之道，这个铁律变不了。”他说。“道理是这么回事，可消费者认假不认真，别人赚钱，咱们赚不了钱哪！”有的兄弟有不同看法。不随这个“潮流”赚不了钱，认同这个“潮流”就得作假。又有谁能预测出这股“恶流”能持续多长时间？这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甚至面临企业倒闭的风险。在短期利益和做人的品格上,孙清良和他的兄弟们经过一番商讨,最终选择了后者, “市场总是假冒伪劣，老这么下去这个社会还不乱了套？虽然谁也说不清乱到什么时候，肯定地说国家得管，我们坚决不挣昧心钱,靠坑人一时弄个小钱，长不了！”一番话展示了孙清良“不畏浮云遮望眼”的企业家情怀，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交换使商品实现价值，赢得利润。销售最难。销售的“三千”精神中的一条就是“千言万语”，企业一般是选能说会道的人搞销售，这样的人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死的说成活的。孙清良则另有想法，他却把这项工作交给了不善言辞的二弟孙清柱，让他坐镇北京岳各庄食品批发市场。“别看老二不善言辞,可他实在,在顾客的眼里可信度高，他又好交往,一旦交上朋友就成为铁哥们。”孙清良这样说，接下来发生的事验证了他的判断。
男大当婚，经人介绍孙清柱与本村姑娘相识，并且换了“手绢”，交了 “定礼”，这在河北农村就成了约定俗成的婚姻关系。孙清柱的发小和他的同龄人们对他投来羡慕的眼光，父母亲更感到莫大的欣慰——“四座大山”搬掉了两座。
变，是绝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都到北京来淘金。北京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北京也美女如云。心宽眼阔的孙清柱结识了“卖凉皮”的辽宁姑娘韩晓葵，一个厚道实诚，一个贤惠文静，俩人逐渐从相识相知发展到相恋，他向女方表白：“你嫁给我，保证一辈子不让你受噎”，而端庄秀丽的姑娘面对这位憨厚朴实不善言谈的帅哥的真诚表白，心也动了，从此俩人坠入爱河。
消息很快传到老家。传统观念极强、又有“严母”之称的老娘一听就气炸了肺，她岂能接受这种挑战！“我这脸往哪摆，全村人还不笑话死，不笑死背后戳脊梁骨也得把我戳死！”说出大天来就是三个字“不同意”！谁也做不下工作来。一边是一家之主执拗的母亲，一边是心心相印的恋人，孙清柱陷入了空前的困惑之中。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母亲的愤怒与冷漠，反倒成了为渊驱鱼的感情催化剂，天平失去了平衡性就变成了一边倒。白天俩人一块站柜台，晚上俩人钻一个被窝，“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家不让进，那个家的大门却敞开着，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孙清柱逢年过节只好到女友海城老家过。时间渐渐溶化了老母亲的愤怒，时间使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从此一对夫妻在北京的岳各庄批发市场当上了“鸡老板”。
人们常说“机遇从来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事情常常带有偶然性，而这种偶然性给企业带来了可遇不可求的商机。改革开放后宝岛台湾的客商到内地投资办企业，以加工肉制品闻名的台湾独资企业——育青公司落户北京。该公司以“817”（以美国白羽肉鸡为父本以国内芦花鸡为母本的杂交鸡）白条鸡为原料，因其选材苛刻，配方独特，工艺严格，具有台湾风味的熏鸡，是北京市场上的抢手货，名牌产品，在那个产品良莠不分的原料市场里，育青公司的业务员总是货比三家，好中选优。
台湾与日本由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民众对日本民众还是友好的。育青公司的业务人员到市场采购，总把这位皮肤白皙的韩晓葵视为 “日本人”， 不知道是“爱屋及乌”还是对产品钟爱的兼而有之，台商总是指名道姓要她的“孙氏鸡”。从此，身着蓝色工装的孙清柱成了这家公司采购部的座上客。被一家海外大食品加工企业 “看上”，在当时那可是相当不容易的，于是“呼啦啦”市场一下子打开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用老百姓的话说“该发财了，财神爷就会找上门来。”
销售市场的意外开启，小作坊像插上腾飞的翅膀，财富像汩汩的泉水般滚滚而来。
“市场导向”的独特发展思维
五六年时间，孙清良掘得了第一桶金。
有了实力谋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小平同志这句脍炙人口的话，人人耳熟能详。然而，企业发展的方向在哪里，朝哪里发展？发展的路径是怎样的？这就是官方常讲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在这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那就见仁见智了。孙清良是荣达总设计师。他知道，这方面，不能出现任何一点闪失，不能有决策上的任何失误。
“术业有专攻”。孙清良深知这句老话的内涵。他回忆当年由印刷改屠宰那个艰难的过程，那是生死的抉择，是无奈的选择。他总结这几年，技术上从不知到掌握，市场从无到有，“既然屠宰这条路趟开了，只能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孙清良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主业，创出自己的品牌。‘一守二创’，守主业，创品牌，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方向。”2007年，房地产成为暴利产业，有人几次说服孙清良上房地产，甚至出资金与其合作共同开发,孙清良抱定一个目标：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他以“资金不足”为由予以婉拒。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非‘鸡’勿扰”。15年来，孙清良所思所言所行所为，都是围绕着“鸡”做文章，把昔日的“落汤鸡”做成全国十佳清真著名品牌，做成“金凤凰”。
2001年，对于荣达来说是历史的元年，初始之年。这一年，一向做人做事低调的孙清良出人意料地展示了他的大手笔：在村靠近公路的地方征了四四方方的20 亩地，投资2000 万元,建设年屠宰2000万只肉鸡的现代化屠宰场，由大汤锅的传统方式改为链条式半自动化生产。自此，作坊变公司，宰鸡场正式定名为“荣达”，落汤鸡定名为“玖兴”牌。淡蓝色墙体，红色的彩钢屋顶，翠绿色的草坪，霎时间，一座花园式屠宰厂拔地而起！
位于冀中地区的定兴县，地势平坦，这个县有四大洼地，阎台洼是其中之一，这里的农民也像全国农民一样土里刨食。春生碱，夏水淹，生态环境的险恶，造就农民的贫困。而今在这片瘠薄的黑土地上忽然间杀出一批黑马，在少有见识的当地百姓中间一下子炸开了鍋：“孙清良这小伙子可不简单，这事业甭说咱们阎台（史称阎台，含南北店俩村，今属定兴县固城镇管辖），就是全定兴县也找不着这样的！”“这哥四个一个个像小老虎似得，将来可了不得！”孙清良名声鹊起。
孙清良没有被一片赞扬声麻醉。在他心中有一本不成文的蓝图，用他的话说“咱们是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在他看来，今天的事业，只是牛刀小试，万里长征第一步， “荣达畜禽”充其量只是个“屠宰厂”，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什么叫市场导向，孙清良的市场观是怎样地？这就是路怎么走的问题。
荣达畜禽的产品是“817”白条鸡，该产品是“中国特色”的专利产品，从市场走俏的形势中孙清良看到的是肉鸡产业在若干年内是中国肉制品中的朝阳产业。
朝阳产业的定位，“必然是商家趋之若鹜，不言而喻，市场竞争必然是异常激烈的”，这是孙清良分析得出的结论。
荣达 之“路在何方？”孙清良认为“只有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强身健体’，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当务之急是抢时间，抓机遇，争速度。”
在2001年建设屠宰厂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在2003年投资800万元建设了种鸡场，“种鸡是屠宰业之源，没有种鸡，肉鸡屠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荣达就是一座空中楼阁。”孙清良说。种鸡厂的“产品市场”逼迫着必须建设孵化厂；而屠宰的需求与雏鸡的“产品”，又逼迫着必须加快农户养殖业的发展；数千万只庞大的养殖群体，就是巨大的饲料市场；于是在2009年投资3000万元建设年产20万吨的饲料厂。虽然从根本上说，市场在社会，而荣达的市场却是在自身，制约公司发展的“瓶颈”就是“市场”，每一个瓶颈的扩张都使相邻的下一个环节成为新的瓶颈，也即成为市场。事至于此，我们才看出孙清良那个“唱本”的端倪。九年时间，孙清良把他的荣达打造成一个从 完整的产业链企业。
这时热心的上级有关领导，出于关怀，让他“抢抓机遇，跨越式发展”，孙清良心里有自己的“小九九”。
清醒地说，“产业链算建起来了，实事求是地说，只能是搭起来个架子，做大了而没有做强，好比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个头发起来了，是虚胖，没有肉，筋骨不硬。”
自然，下一步孙清良就要做“强筋壮骨”的事了。
哪里是卡脖子的瓶颈，那里就是软肋，就是短板，就是企业下一步的主攻方向。2009年，荣达投资2860万元，扩建屠宰厂；2007年、2012两次扩建种鸡场；
孙清良的每一步投资发展，都是在市场逼迫的形势下不得不搞的，是水到渠成的形势，这个投资，不但没有风险，而且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而每一项投资建设，又都是强化自身造血功能，换句话说，就是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孙清良稳健扩张，持续发力的策略，使荣达稳步度过一个个险滩：小到六合的“药残”，福喜的“过期肉”，大至2003年的非典，09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无论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地震”还是一次次发生在肉制品领域里的 “小震”，都没有对荣达构成威胁，不管市场如何变幻诡异，对荣达来说，始终是一条十分顺畅的坦途。
“因机而制”的现代化管理
公司生产由“大汤锅”改成“链条式”的机械化，屠宰量由日产数百只到日产数万只，经营范围由单一屠宰发展到种鸡养殖、雏鸡孵化、放养回收、储运销售、饲料生产完善的产业链企业，其间只有七八年，用“跨越式”形容其速度当不为过。
伴随这个过程的是， 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 ，以“问题为导向” “因机而制” 的探索、实践、完善、提高的过程，是在企业管理上对以往经验的继承与扬弃，对新知识学习与把握，对现行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何谓“因机而制”？孙清良从审视过去中悟出一个道理：“所有问题的发生都缘于机制的缺失，而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机制的建设”。孙清良的“机”不是词典中的概念，他另有新解,是指面前所发生的问题，出现的新情况，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殊不知孙清良 “因机而制”的观点竟与西汉时期桓宽“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的说法如出一辙。面对瞬息万变的“机”怎么办呢？立条款，定规矩，制定相对应的制度。也由此，孙清良把他的荣达带上了“依制治企”的现代化管理之路。 “这得有过无关斩六将的决心，没有这个决心是断然不行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首当其冲的是破除用人关。2001年屠宰场建设后，除了上生产工人，管理人员也要上，用什么人呢，毫无疑问，“自己人”，这自然是七大姑八大姨沾亲带故的了，尤其要害部门、关键岗位，自己人靠得住，办事放心。但随着发展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存放数百种甚至上千种辅材的仓库，对于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必须进出有序，码放整齐，手续健全，底码清楚，但这个岗位又容易出现虚支冒领、顺手牵羊之类的漏洞。交由品德耿直、办事认真的娘舅管理，但这个可靠的“自己人”没多少文化，更缺少管理经验，自然缺什么少什么弄不清，不要说及时制定采购计划，就连产品的规格型号都弄不懂，几乎是一本糊涂账。似乎解决了“肉烂了在锅里”的问题，结果却是一锅“腐肉”，既影响生产，又造成浪费。种鸡场需要专业技术很强的人来管理，而所谓的“自己人”，即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受过培训教育，结果，各项指标不达标，经济效益欠佳。孙清良从诸如此类的事情中深刻地意识到，“这是民营企业的致命弱点。不破除任人唯亲的用人观，荣达不要说发展，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很难说。”自此，孙清良树立起“人才兴企”的新观念，制定了尊重人才，倚重人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制度。
第二关是破“一切皆老板说了算”的权力关。民营企业的老板说了算是定律。荣达是从印餐券到大汤锅宰鸡的作坊一步步起来的，采购，生产、销售、财务里里外外统统是老板 “一把手”说了算。“一竿子插到底”，办事效率高，似乎是既定的领导方法。多年习惯成自然。这种模式形成企业领导者的惯性思维模式。然而，真理再向前迈进一步就成了谬论。老板整天累死累活，焦头烂额，，官僚主义的瞎指挥在所难免。事与愿违的也常常发生。员工也形成“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推推动动不推不动”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现象。概而论之，企业是“死”的。
这一切，孙清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苦苦思索着：纵有三头六臂也“手大遮不住天”；一个死气沉沉没有朝气蓬勃的有活力的企业同样是没有前途的；这一切，缘于自身，在于自己权力把得太紧，管得过死，……,孙清良的情商甚至高于他的智商，每每遇到难题，家庭董事会的集体智慧、广泛交友的学习借鉴成为他化解难题的惯用方法。
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目标管理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应运而生,从领导者、管理者的职责权限划分，全年计划季度月度的分解，考评奖惩办法的出台，到信息的反馈共享，权、责、利明确界定，使企业步入现代化管理水平。现在集团公司属下有 实体经济，井然有序运转。孙清良异常欣喜地说，“现在的管理忒省劲，过去老板一个人着急，现在层层负责，人人着急，用不着老板瞎指挥，特别是信息联网，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打开手机，一切数据尽在眼前，公司的一切，了如指掌。”
第三，把住财务关。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些着实令人羡慕、曾经红极一时的民企，昙花一现之后便倒闭了，而且债台高筑，往日那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老板风度也荡然无存了，究其原因，其中不乏死于财务管理混乱。这些眼睁睁的事实镌刻在孙清良的大脑上。还有一些在他记忆中永远地挥之不去、且亲力亲为的事情：他记得,小时候,父母亲为了养活他们5兄妹,三伏天钻进如蒸笼般的玉米地里薅草卖钱;他记得,印餐劵时为挣几厘钱竟是无日无夜的干;他记得,印刷机把右手的食指绞去了一节;他更记得,电老虎差点夺走他的性命;至于创业过程中“一分钱憋死英雄汉”的苦衷那就更多了。孙清良说，“看似币值很小的一个钢镚，其实它凝结着创业人的汗水、心血乃至性命。”
历史和现实，造就了孙清良理财的“手缝儿紧”，用“抠”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荣达今天的亿万之财，从一个方面说，是孙清良“抠”出来的。他理财几乎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
十几年来荣达的基本建设和设备改造总投资不下十数亿，谁都知道这里有潜规，“猫儿腻”很多，可以说是个“无底洞”。“好啦，我来管。”这一切，几乎都有孙清良一个人办。在徐水、保定的建材市场上，数百家业主，没有不认识孙清良的，有的尽管叫不上他的名字，却都知道这位乘坐“冀FK6295”黑色“广本”轿车的人是个很大的“鸡老板”，也因此无论他走到哪家，业主们都“如实招来”，不敢漫天要价。不了解情况的商家提出给回扣，“我一个私营企业要什么回扣，价格便宜点就完了。”
天下事必做于细。孙清良抓采购，不只是个堵塞漏洞的问题，他几乎是采购专家，无论建材、设备，产地、规格、性能、价格，他了如指掌，总是货比三家，别的人花两块钱办一块的事，他花一块钱办两块钱的事，他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都让他产生最大的效益。这是孙清良成功的秘诀之一。
公司规定，任何人，不得向公司借款；任何开支的单据，不经他审查并签字，财务不得予以报销。每天下班前，财务部总把厚厚一摞报销单据放在他案头上，而他不管外出办事多晚回来都在他的办公室审批完单据才回家。这个规矩，进而形成一种习惯，久而久之演变成一种文化。有位股东，性格豪爽讲义气，酒过三巡之后答应给朋友从公司给他借一笔款，孙清良坚定而又果断地说“不行”，“我用我的股份作抵押，”股东说，孙清良说“你用股份作抵押也不行。”股东悻悻而去。
有一年，孙清良上大学的儿子寒假期间同学们聚会，儿子向爸爸要钱，习惯买单的孙清良下意识地说“你打个条儿”，儿子不解其意，“怎么还打条儿，我们同学聚会是AA制，一百块钱就够了。”腰缠万贯的老板上大学的儿子兜儿里居然没有一百块钱。孙清良对别人“抠”，对自己更抠，不是业务需要，他从来不进娱乐场所，他每天出门办业务三餐没有准点，饿了随便找个大排档垫补垫补，晚饭就更简单了，夫人打电话问他吃什么？他的回答“幹点片汤就行了”。而今家大业大的孙清良，要钱有钱，要名有名，可他从来没有以“老板”自居，“我是从高粱地里钻出来的穷小子，祖祖辈辈是农民，有什么讲究的！”
“不懂”理论的天才企业家
孙清良是普通人，一米六七的个头，用现代青年女性的话说是个“三等残废”。作为公司老总，也许他不知道什么叫企业管理,更不懂什么市场经济理论，他从六七岁上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学的都是基础文化课，毕业后即当了既是实干家的工人又是记账兼出纳的管理者，何曾学过管理学？这位看似极普通的人确有非常之举。他的非常之举有着很深的理论内涵。
1996年当印刷小作坊办不下去、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候，在信息不发达的农村,孙清良果断地决定转产肉鸡屠宰。他为什么选择屠宰?这缘于既有对现实的分析,更有对未来趋势的预判。现实情况是资金短少，没有资本，“搞大的是妄想，你没钱想什么大项目”。他认为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鸡肉的消费会火起来。这道理多么简单又多么直白？但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远见之举。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分析判断是正确的。
13亿人的消费市场自然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对于肉鸡屠宰业成为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是破解“三农”问题的举措，成为党和政府鼎力支持的产业，顺国家“大政”之势，看起来似乎是盲目的“误碰误撞”“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偶然巧合，其实是孙清良远见卓识的超人之举。论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孙清良没有抓住，或者说已经错过了“老母猪上天”的大好时机。然而，当他转到肉鸡屠宰产业上来后，“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就下定一条决心，必须得干出个名堂来。”就是这么任性。而他的几个合作伙伴在经营上遇到暂时问题时选择了退出。孙清良是一个有志者，执着者。机会也总是留给有思想、有志向、有韧劲的人们的。这就是真理。
肉鸡业的链很长。有从饲料进入的，有从孵化进入的，有从养殖进入的，有从熟食加工进入的，而同时涉足该产业更多地还是守着旧摊子原地踏步，……“劁猪揦耳朵——各有各的招数”。 屠宰是畜禽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谁掌握了屠宰，谁就掌握了畜禽业的主导权。2001年，孙清良发展的第一步就是上屠宰项目。把畜禽业的产业链条展开看，孙清良发展的第一招就是上屠宰。他 “拦腰”切入的一着就展示了他战略家的眼光，你想啊，屠宰是产业链上的中间环节，进，可攻，可以向屠宰的两端延伸；退，可守，“没有实力我就搞我的屠宰。”这颇有点像1948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打锦州的战略部署，拿下锦州，就切断了敌华北军与东北军的联系，东北军就成了“瓮中之鳖”。
肉鸡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形势下，出现了招工难。招工拉人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主业，甚至还差人赴云贵川等边远地区招工。孙清良从人的本性和市场化出发，提出新思路， “‘熙熙皆为利来攘攘皆为利往’，趋利是人本性，一切为了挣钱。”孙清良说“招工难，不能说明没有劳动力市场。决定劳动力走向的是价值规律，就像我们的产品销往哪里一样，离开物质利益原则谈招人仿佛痴人说梦，‘命令不灵，钞票灵’。”招工难的问题迎刃而解。
“富不过三代”是民营企业的生命周期。破解生命周期的焦点是接班人的选拔与培养。这是一个艰难地选择。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交接班是一场明争暗斗血雨腥风的殊死斗争，实例不胜枚举。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考验着执政者的品德、胸怀、智慧、胆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品德。明万历皇帝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我们祖国的伟大缔造者数易其人也未能很好地解决。孙清良不“恋权”，从他掌门伊始就把这项工作放在了战略地位来抓，“不是你想交不想交的问题，你迟早也得交。”孙清良说，“我现在就觉得不像前些年浑身有使不玩的劲那样。”他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妹妹出家了，就是三个弟弟，究竟将来交给谁、什么时候交、怎么交法？是需要用心琢磨的重大问题。孙清良对阶梯式小于自己的三个弟弟的品德、性格、能力、优缺点是了如指掌的，他心里有个数，可从来没有流露过。三个弟弟论人品无可挑剔，但“现在不是评选人品冠军，是从综合素质考虑谁更强些，更具有驾驭全局的能力，能够把荣达事业代代相传下去。”出于“荣达百年”的公心，孙清良不偏不倚地把三个兄弟放在一条起跑线上进行考验，各管一摊，让他们各展其才，“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在“战场”上比拼出来的英雄比个人“钦点”的更让人信服。经过十来年时间的检验，孙清良和几个兄弟商量，一致同意交给头脑灵活、懂经营会管理、激情荡漾的四弟孙清辉。孙清良却是那么地易如反掌般顺利选出了接班人。
编后语：对荣达取得的骄人业绩，孙清良有几个不能忘记，他坦诚：“荣达不是我一个人弄起来的，是我们这个家族，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夫人和三个弟妹，荣达团队”，还有，“阎台的父老乡亲们从方方面面都给与了很大支持”，他感谢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尤其是省市县涉农部门的同志们的鼎力支持。知恩图报，在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孙清良考虑怎样回报社会的问题。